于春海：世界经济衰退阴霾下，我国经济具有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于春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刊发于6月22日先锋成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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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认识和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尤为必要。

一、世界经济笼罩在衰退阴霾之下

年初以来，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动荡使得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从冲击的性质来说，无论是疫情还是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都是供给和需求双重冲击。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瓶颈，严重的成本冲击转化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来说，超常规的疫情救助政策在退出和不退出之间面临两难困境。不退出，即便不考虑政策本身是否还有空间，在日益增强的供给约束和成本压力之下，将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退出，在前期需求已经释放的情况下，则可能带来消费需求的萎缩和严重的衰退。

全球疫情走势和乌克兰危机演进路径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4月份以来，主要国际机构不断下调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6%；联合国在5月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1%；世界银行在6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6月的《经济展望》中将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相较于2021年全球经济6.1%的实际增速，平均下调了近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疫后复苏进程的快速放缓已成定势。

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状况带来持续的供给扰动，进一步助长了通货膨胀压力。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8.6%，创下了1981年以来的新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欧元区17国2022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7%，英国达到8.8%，OECD整体达到8.8%。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乏力和通胀高企的时期。为了应对持续的高通胀压力，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加快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到正常化、再到紧缩的转变进程。这会通过金融条件收紧、资本流动逆转等机制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全球经济已经到了一场新危机的边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陷入8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

简单回顾一下2020年和2021年的世界经济。2020年世界经济因为全球疫情的蔓延而崩溃，陷入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进入2021年，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但世界经济却实现了强劲复苏。按照IMF的说法，世界经济实现了“过去80年中最为强劲的衰退后复苏”。从疫苗推广、疫情缓解到信心提升，再到消费和投资行为改善、经济活力提升，这些变化从最底层支撑了经济的复苏和扩张。再加上超常规疫情救助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需求迅速恢复并带动整体经济的强劲复苏。但是必须注意到，在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背后存在明显的分化。美欧发达经济体实现了快速复苏，甚至很快从复苏阶段转向扩张阶段；而在我国以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明显滞后。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增长6.8%，发达经济体实际增长5.2%，两者的增速差是2000年以来最小的。如果不考虑我国，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21年的整体增速低于发达经济体，这是30年间没有过的对比状况。

基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差异，在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正常情况应该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超过发达经济体。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强劲复苏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强劲复苏，主要是疫情动态差异以及非常时期政策能力差异带来的特殊结果，全球经济并没有夯实常态化复苏的基础。在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上，欧美发达经济体作为大宗商品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供给方，前者的需求扩张未能传导和带动后者的供给扩张，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率先复苏同时伴随通胀压力上升，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滞后。这种情况在2021年下半年已经表现出来。缺乏稳定基础的经济复苏进程，面对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新一轮冲击，“80年来最强劲的衰退后复苏进程”轻易地被逆转，全球经济面临“80年来最严重衰退”的风险。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长期停滞趋势。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下降，全球化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动力，全球化红利显著下降。特别是由于在源头缺乏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全球产业链的延长和动态升级过程趋于停滞，新国家的进入和处于低端国家的升级努力，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拥挤以及各国之间的竞争。由此带来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以及政策摩擦和冲突的增加。为了提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以及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围绕技术前沿的激烈竞争态势已经凸显，产业竞争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竞争日趋激化。疫情之下，收入分配恶化、人口老龄化、技术增速放缓、国别竞争加剧和地缘政治动荡等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相对失序的状态，缺乏共同应对外生冲击的能力和机制。

二、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的表现与担忧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叠加新一轮疫情和国际局势的超预期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去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准确识别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有针对性地做出了前瞻性政策安排。从今年1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中已经可以看出三重压力在多个维度呈现。3月份以后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特别是我国经济中心发达地区长三角和经济循环关键节点上海的疫情，使得我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4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速由正转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速下滑，出口和固定投资持续走弱，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加剧，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恶化，财政收入增速由正转负。5月份，随着疫情逐步缓解以及一揽子稳经济举措的实施，初步抑制了经济的下滑势头，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有所改善；在生产侧，工业生产恢复正增长，服务业的降幅收窄；在需求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降幅明显收窄，固定投资环比增长，出口增速大幅反弹；整体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青年人失业率继续上升。经济压力尚未得到消解，经济下滑趋势尚未逆转。

当前，我国经济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平均来看，1、2、3和4季度在全年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22%、24%、25%和28%。2季度在全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各种投资和生产活动的启动或加速期，决定了另外一半以上的产出目标能否在下半年顺利实现。在4、5月连续负增长的情况下，6月份能否恢复和反弹，将决定全年经济走势。如果6月份的增长能够达到5%，就大致能够保证2季度实现正增长，这样就可以在2季度完成稳增长和稳就业的阶段性目标，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回到平稳区间。否则，如果延续4月份以来的下滑趋势，我国经济就可能滑出经济增速合理区间。一旦这样，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经济停摆后要重新启动并重回正常轨道，将是极其漫长和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预期目标，甚至可能会导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各种风险隐患集中爆发。

在这个关键时期，自然要关注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的可能走势。特别是在世界经济衰退阴霾之下，作为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是否会与世界经济同频共振，延续过去两个月的下滑趋势甚至出现加速下滑，这是人们现在普遍担忧的问题。

三、我国经济拥有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我国整体经济的韧性和弹性，过去两年所积累的对抗疫情冲击的经验，不断提高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能力，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节奏与力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与保障。

首先，内在的韧性和弹性是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回顾2020年，世界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以后的长期停滞趋势；海外疫情向纵深加速发展，导致全球性生产中断、需求急剧下滑；疫情之下各国政策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与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相互叠加，导致政策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实际GDP下降3.1%。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定位。在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之后，政策定位逐步转向推进经济加速复苏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推动国内生产迅速恢复和需求稳步提升。2季度我国经济就恢复正增长，全年实现了2.3%的增长，成为当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下降6%左右；全球国际投资（FDI）下降4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FDI流入增长4%，占全球的比重增至19%；货物出口增长4%，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增至14.2%。

韧性和抗冲击能力来自我国完整的生产体系和国内供求平衡能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层面始终强调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通过打通堵点、连接断点，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其内在逻辑很简单，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将无法运转，进而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停摆。在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大范围中断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内存在能够相对闭环运作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具备以国内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客观基础。在我国的总量指标上，内循环的经济占比超过了80%，外循环的经济占比已经降至20%以内。这是全球范围内大型开放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不仅如此，我国还拥有相比于其他大型开放经济更为完备的国内供给体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多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在疫情冲击导致国外供应大范围中断的情况下，我国有能力主要依赖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来实现生产和供给的逐步恢复。在海外疫情加速发展的大环境中，正是基于这些客观基础，我国才有可能实现国内产业链的协同复工复产，才能实现国内供求的基本平衡。

事实上，无论是面对2020年的疫情冲击，还是此前几年中不断激化的中美经贸摩擦，我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制度优势以及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国内经济循环和供求平衡能力，几方面因素的相互支撑始终是我国经济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和外生冲击的能力来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其次，我国经济在新一轮疫情冲击下依然保持了韧性和弹性。4、5月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非常明确，就是疫情冲击下人员和物资流动受阻导致经济循环中断。3月份以来，我国的疫情形势有所加剧，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明显提升。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带来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和个体更强的自我防范，物流乃至整体经济活动对疫情呈现更高的敏感度。在疫情快速增长和多点散发的过程中，物流运输、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的下降速度明显提高。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节点以及国内外双循环之间的关键连接点。当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因为疫情冲击而停摆，物流货运中断、人员流动停滞，由此导致的整体经济大幅下滑不难理解。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也展示出了内在的韧性和弹性。从传播速度、传播人数和地区特性来看，新一轮疫情冲击的压力都超过了2020年，但是经济下滑程度却相对缓和。在4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中，除了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财政收入等5个指标，其他都好于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期。我国经济的内在韧性以及应对疫情的经验发挥了较好的缓冲作用。5月份以后，在疫情逐步缓解但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中央和国务院聚焦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密集出台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的政策措施。随着物流的逐步畅通，经济循环得以恢复，经济的内在韧性和弹性立刻体现了出来。5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边际改善，工业生产增速由负转正，信心和预期明显改善，消费和投资下滑势头得到抑制。尤其明显的是出口增速，4月份下滑至1.9%，5月份强劲反弹至15.3%。

第三，不断提高的治理能力和科学合理的政策安排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在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经济大幅下滑的时期，政策层面强调最多的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政策层面并没有急于推出各种强刺激，这反映了决策层面对疫情冲击之下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准确认识。在疫情没有真正结束以前，防控疫情必须是最优先的考虑，这是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前提。无论是基于经济运行逻辑的一般性思考，还是观察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这两年的经济运行态势，都能够指向一个基本的判断：只要疫情没有结束，人员流动和物资运输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消费、投资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常态化增长路径。因此，政策定位只能是保经济和稳经济，而不是对经济施加强刺激。

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指引下，第一步是疫情防控，这是稳住经济和恢复经济的前提，已无需多说。第二步是通过疫情救助来保市场主体，这是稳增长和稳就业的核心抓手。保住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居民就业和收入，才能保护整个经济的运行根基，才能为疫后经济复苏创造条件。第三步是恢复和畅通物流，打通国民经济循环断点和堵点，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这样才能保住经济，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第四步，在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经济循环重启之后，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推动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

当前的政策中还体现了立足眼前、有利长期的思路。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和绿色低碳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兼顾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诸多政策安排都充分考虑了长期导向下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完善需求。这也体现了战略研究中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带来的调整机遇。

从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到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安排，再到稳经济一揽子举措，体现了不断提高的治理能力和科学合理的政策安排，这为我国稳住经济基本盘、积蓄复苏和反弹力量提供了政策保障。当然，政策效果还依赖于政策的空间、节奏、力度和工具。疫情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保持在较低水平，货币政策也没有跟随其他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步伐，这就留下了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政策空间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一揽子稳经济方案中所提出的“加快落实”、“应出尽出”、“能出尽出”、“把握好提前量和冗余量”和“谋划增量政策工具”等要求，都能够顺利地实施和落地。

基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即便世界经济笼罩在衰退或危机的阴霾之下，我国经济也定能行稳致远，在顺利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沿着“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所定的方向，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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